三、因为我选择，所以我存在。因为我存在，所以我选择。
他人为我们做选择时，常常会说这样一句话：我是为了你好。我们为他人做选择时，也是基于“我是为了你好”这一目的。这里的“他人”会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的伴侣爱人，我们的亲朋好友，总之是与我们关系亲密之人，正是这些亲密关系在相互影响彼此的选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我是为了你好”这一目不仅常常无法实现，还会造成亲密关系走向破裂的边缘。
比如为人父母的，为了刚大学毕业的孩子好，帮他/她在自己亲戚或者朋友的单位谋了个职，没想到孩子根本不领情，要自己找工作，父母不同意，来一句：“我们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好？！”有自己主见的子女只好听从父母的安排，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这工作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上班上得越来越不开心，不想干时，父母就会来一句：“你要听我们的，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你好。”可是孩子却不愿意听父母的，似乎就喜欢与父母的选择对着干，造成亲子关系的紧张。还有的孩子表面上听从了父母的话，其实内心对父母充满了不满和怨恨，长期以往，不满和怨恨逐渐累积，一旦爆发，情形也是很可怕的。
类似以上情况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在中国，父母为子女的就业、选择配偶、买房装修等事情做选择的是常见的事情。我收到许多年轻人发来的咨询豆邮，我自己做了初略的统计，十封信中有两封是父母插手自己的择业问题，还有三封是父母干涉自己的婚恋自由，似乎如何从父母的手上夺回自主选择权，让自己的意志自由成了中国年轻子女生活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尤其是80、90后的年轻人。
虽然我也是85后，但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为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选择：考哪一所高中？高考失利后复不复读？在哪个高中复读？填志愿时选择哪一个专业，去哪个城市念大学？毕业后做什么样的工作？以及交怎样的朋友？和谁谈恋爱？在哪里生活？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说的算。一方面是生在农村的缘故。我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都只有初中文化，加上他们的农活繁重，没精力也没有能力为我做出比我自己所能做的更合适或者更明智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家庭教育的缘故。我的父母在孩子稍大一点，10岁左右的样子，就觉得子女是个懂事的小大人了，家里一些大事的计划和安排会告诉子女，也会征求子女的意见。还记得我刚过18岁时，父亲和我说过的那句话：你已经成年了，以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承担，要为自己负责了，我不再对你负责了。（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我充足的爱与自由，让我拥有许多自主选择的机会，让我努力成为我自己。）
因我与父母之间没有关于自由选择权的矛盾，也因我开始时容易以己度人，所以我并不能理解写信给我的豆友与他们父母之间的矛盾，更不能体会他们内心的痛苦，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嘛，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想怎样就怎样啊！但是由于后来我收到类似的来信不断增多，又做过一段幼儿教师的工作，看到一些家庭教育的情况，渐渐理解了被父母夺走选择权，同时受制于从小所受的“听话”教育以及讲究孝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年轻人内心的痛苦。我想，在亲子关系中，不仅仅子女有痛苦，父母也有很多痛苦——我这么做分明是为了你好，为什么你却不愿意听我的，为什么你要选择一条让自己生活更艰辛的道路。
由于选择的问题造成当事人双方痛苦，除了父母和子女的亲子关系，还有其他亲密关系，我们的兄弟姐妹（如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娇娇小姐的事情），我们的伴侣爱人，我们的亲朋好友。就一件事情因为选择不同而导致的意见分歧，矛盾冲突，甚至发展到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的情况在亲密关系中也很常见。虽然双方选择不同，但却一样内心受伤。
比如为人伴侣爱人的，觉得自己的爱人在工作中的某个决定会影响其职业发展前景，觉得他/她应该做另一个选择，这样对他/她更好，没想到爱人就是不愿意听自己的，怎么劝都没有用，于是两个人吵起来，一个觉得对方固执己见，“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因为我爱你，所以才管你，你看我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一个觉得对方不支持，不理解，甚至上升到不爱自己的高度，“如果你爱我的话就应该支持和理解我。”
再比如为人亲朋好友的，看到自己最亲近的朋友的恋爱对象某人待好友不好，觉得这个某某人各方面都与自己的好友不般配，特别不能理解好友的选择，甚至出面干涉，想帮好友重新选择，安排相亲。“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怕你吃亏，怕你受伤”。没想到好友不仅一点都不领情，坚持自己的选择，还觉得好朋友背叛了他/她，心中充满了怨恨，严重的还会因此毁了之前珍贵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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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别人为我们做选择时，即便选择貌似很明智、很正确，我们往往也不愿意听从他人的选择？为什么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以“为了你好”为前提替自己的子女、兄弟姐妹、情侣爱人、亲朋好友等人做选择？为什么当我们以“为了你好”为前提替自己的子女、兄弟姐妹、情侣爱人、亲朋好友等人做选择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接受？
我想原因之一是人性中的自恋。每个人都是自恋的，都有自己是最正确是最聪明的自恋幻觉，有将他人纳入自己生活圈和价值体系的内心欲望，也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控制欲。直接点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喜欢控制他人，却不喜欢被人控制。不同的只是这种自恋与控制欲的轻重程度因人而异，有的人控制欲强一些，有的人控制欲弱一些。
为什么当别人为我们做选择时，即便选择貌似很明智、很正确，我们往往也不愿意听从他人的选择？德国作家的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比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全书中我喜欢的篇章之一）。米夏发现了汉娜极力隐瞒和守护着她是个文盲这一秘密，在纳粹法庭上，即便只要说出自己是个文盲就可以免去终身监禁的刑法，她也选择继续守护这个秘密。要不要告诉法官事实，从而帮助汉娜，米夏纠结万分。
“我也曾经尝试同朋友谈谈这个问题。我要他们想象有人一心要自己毁灭自己，而别人原可以救他。那么，你愿意去救他吗？我要他们想象着要做一台手术，病人是吸毒者，而且毒品与麻醉相互抵触，病人对于自己沉溺吸毒又很难为情，不愿意告诉麻醉师真实情况。那么如果是您，您会告诉麻醉师吗？我要他们想象着要审批一桩案件，被告如果不承认自己是左撇子就要判刑，因为罪犯是用右手作案的。那么，您会跟审判官说实情吗？我要他们想象着当事人是同性恋者，而如果是同性恋者就不可能犯这桩罪行，但是他又羞于承认，如此等等。”
最后他去见了哲学家父亲，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帮助。
“他还指出一桩事实，人类作为主体而存在，人不甘心沦为客体。”
“你还记得吗？你小的时候，每当妈妈给你讲些其实是为你好的话，你是如何大发脾气的？对孩子应该任其自流，但放任到何种程度就是一个问题了。这可说是个哲学课题，但哲学又管不了孩子。于是，就移交给了教育学，而即使在那儿，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
“但是对大人来说，我绝对看不出任何理由，可以代替别人做决定，而推翻那人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做法。”
“即使他们自己后来也觉得，那样做原来更幸福，也不该强加吗？”
“我们现在并不谈幸福，我们乃是在讨论尊严和自由。”
当米夏矛盾万分，在觉得必须怎么做又不允许那么做，希望得到安逸平静的解时，他的父亲说：
“不！你的问题没有安逸平静的解。当然，如果情况确如你所描述的那样，乃是一项重大责任，为人者就必须采取行动。再如，一个人已知如何做能对别人有好处，但此人却闭目塞听，不闻不问。此时，为人者就必须极力促使他睁开眼睛，竖起耳朵，正视现实。最后决定当然应由其本人来做，但其他人必须向他说明厉害，而且直接与本人谈，而非与其背后的某人讲。”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都希望自己是自己人生的主体，这一愿望可以说是写在我们的基因中的。而选择权是“成为我自己”的必经途径，因为选择，我们成了独特的自己。捍卫选择权，就是在捍卫我们的尊严和自由，捍卫“我”这个人的存在。如果他人替我们做选择，即便是后来证实的“更好的选择”也并不能让“我”的内心畅快，因为这不是出于“我”的自由选择，我们一心要身为主体而存在，而不甘沦为了客体。一旦选择权被夺去，他人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能成为我们自己，这会使得每个灵魂发出呐喊，奋起反抗。
可以说，自由选择与存在感紧密相连，因为我选择，所以我存在。因为我存在，所以我选择。
因此，我们既不能将自己的人生选择权拱手让人，让他人来控制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将自我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无论这意志看起来多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