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格南图片社的创始人是最不相似的兄弟档。他们四个人国籍不同，背景也极不相同。若不是因为他们对摄影的执著和热情，他们的生命之路永远不可能有交集。图片社的灵感和驱动力来自罗伯．卡帕，这位黑黝黝的匈牙利冒险家。他曾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和无可救药的赌徒，后来却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战地摄影家。最先追随卡帕的是法国知识分子布列松，他是一位激进的左翼人士，坚持自己的主张，又有一点点坏脾气。实际上，他最感兴趣的是绘画，但他的摄影激励了一代新闻摄影师，并成为摄影界的灵魂。
还有一位是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大家都叫他「詹」（Chim），他是个前额饱满、长得像猫头鹰的波兰籍犹太人，腼腆文雅，还是个通晓多国语言的享乐主义者，与一般的摄影师不同的是，他常常身著西装繫著领带。最后一位是安静的英国人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毕业于公立学校，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梦想家，一个为了了解世界而投身于摄影的人。由于这四个人的生命之路产生了交集，他们之间也发展和建立起了信任、尊敬和关爱。他们仅有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摄影师，除此之外，他们似乎来自不同的星球。但是他们之间关系的稳定，是使这个全世界最有威望的图片通讯社—马格南生存下去的最关键因素。
正如罗杰在几年之后回忆的：「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像我们这样四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人，居然能这样融洽地相处在一起，而且相处如此长久。我们的背景完全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甚至工作方法也不一样。」
▲士兵之死 / 罗伯．卡帕摄于西班牙哥多华（Cordoba）前线，一九三六年九月。（MAGNUM／东方IC）
在之后的几年，维繫这种信任并使大家相处越来越融洽的功臣，正是罗伯．卡帕。他不但提出了成立图片社的想法，而且让它成真。卡帕的真名其实是安德鲁．弗里德曼（Andre Friedmann），他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是一位裁缝的儿子。他的弟弟科内尔是这样回忆他的：「我们小时候叫他邦迪（Bandi），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家裡人、朋友甚至陌生人都喜欢他。他排行居中，大哥叫拉兹罗（Laszlo），生于一九一一年；我生于一九一八年。我们的父母亲忙于裁缝生意，他们的生意一直都很好。但我们的母亲茱莉亚（Julia）总是能挤出时间来关心照顾我们，她也为我们感到自豪。她总是试著对我们弟兄三人完全平等，不过她往往对邦迪更加关注。他是那种很活跃、爱出锋头的孩子，他这辈子都维持著他原有的个性，从来没有被压抑过。他很小的时候就显现出强烈的冒险精神，使母亲感到他需要格外的关照。当邦迪才十七时，就跟当时由反犹太人的霍尔蒂海军上将（Miklos Horthy）所领导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有激烈的对抗。作为一名政治早熟而不是宗教早熟的犹太学生，邦迪做了当时全欧洲叛逆和理想主义的学生们都正开始做的事情：接触共产党组织。某天晚上，他与一位共产党员边走边长谈。这位组织委员告诉邦迪，他们党不会对年轻的布尔乔亚阶级知识分子感兴趣，这使得邦迪产生了反感，他也不再对共产党感兴趣。但他与共产党员的长谈，已被在暗中盯梢的祕密警察发现。邦迪回家后不久，两名祕密警察就恶狠狠地出现在我们家门口，他们要邦迪穿好衣服跟他们去警察总部。我的父母亲焦急地恳求警察放了他们的儿子，但毫无作用，邦迪还是被带走了。幸运的是，那位祕密警察头子的老婆是我父母亲的老顾客，通过这一层关系，我父亲才把邦迪从警察局弄了出来，条件是他必须立即离开匈牙利。因此，十七岁的邦迪成了一名政治流亡者。从此以后，他再没有过一个真正的家。」
▲罗伯．卡帕 / 鲁斯． 厄金（ R u t h O r k i n ）摄于巴黎， 一九五二年。（MAGNUM／东方IC）
年轻的卡帕先去了柏林政治大学学习新闻专业。这时，他父母亲的裁缝店出现了经济危机，他们无法再提供卡帕上大学的经费。所以卡帕找了一个摄影暗房的助手工作，同时也为一家图片代理商跑腿。这家代理商的老板叫西摩．盖特曼（Simon Guttman），他发现这个跑腿的年轻人有一双对图片十分敏感的眼睛，于是借给他一台徕卡相机，有时也派他出去拍摄些比较简单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十月，他被派去採访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去哥本哈根拍摄托洛斯基（Trotsky）对群众的演说，演讲的内容是关于俄国革命。后来，卡帕绘声绘色地讲述他那次採访。因为托洛斯基不允许摄影师拍照，所有带著大型相机的摄影师都被挡在集会的场地外，只有卡帕顺利地夹带著不引人注意的小型徕卡相机溜进了会场。卡帕看到几个工人扛著一些长管子，他就趁机与他们走在一起，混了进去并挤到舞台前。他的採访非常成功，报纸登出了整整一个版面的照片，并把他的名字标在图片社的名称前面。
卡帕很想一直待在柏林，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但当时纳粹已渐露头角。一九三三年元月，在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之后不久，卡帕感觉到身为一名犹太人，应该明智地儘早离开德国。他先回家一趟，然后去了巴黎。在那时，巴黎是难民、艺术家和从法西斯统治下逃亡出来的知识份子的天堂。卡帕决定以自由摄影师的身分在巴黎找工作并生活下去，但他很快就发现，几乎大多数从欧洲流亡到巴黎的移民们，都想以这种方式谋生，所以要找到工作非常困难。有时他不得不抵押他的相机暂度难关，靠干苦力餬口。卡帕常常飢肠辘辘，有时甚至对前途失去信心。他经常与他那些记者朋友们在巴黎的咖啡馆消磨时光，他也是在那裡认识了年轻的波兰摄影师大卫．西摩。西摩当时在一家共产党的週报担任记者，这份报纸名叫《关注》（Regards）。西摩的名字按波兰文的发音是「Shimmin」，这也就是为什麽大家都叫他「Chim」的原因。
虽然他们两人都是从东欧来的犹太人、都对摄影感兴趣，但实际上他们是极不相同的两种人。一个激情四射、活泼外向；一个敏感、内向学者型。但不论他们有多麽大的不同，他们两人总是形影不离，也许是因为他们互相都能为对方著想，才使他们不离不弃。卡帕尊敬西摩，是因为西摩有摄影师的机敏和广博的知识，卡帕认为从西摩那裡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相反地，西摩也从卡帕身上学会如何享受生活。卡帕常取笑西摩太注重自己的外表，因为西摩总是穿著三件式的西装，戴一条手工编织的领带，卡帕会取笑说是他女朋友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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